六零年下半年，我们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。按照，从四年级起，我们就要分专业。前面三年，我们年级的同学都是共同上课，到现在，大家就要分开了。分专业的办法，是个人志愿和组织分配相结合。我希望学习中国思想史，但当时系里没有开这个专业，便选择了中国史学史专业。公布名单时，我却被分配到中史专业。有一点是大家都清楚的，即党史资料并不是平等地向每个人，哪一级的干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资料都有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。当时连个也不是，我能看到什么资料呢？别人可以看到的资料，我却不能看到，那么能研究出什么？就这一条，加上研究兴趣并不在党史上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不能选择这个专业。于是，我反复向上表明我的决心和态度，要求把中国史学史专业作为自己的专业。最后系里考虑了我的意见，作出尊重本人志愿的决定，让我师从杨翼骧先生，学习中国史学史。

　　很快，在中央办公厅的支持下，中央托儿所又从延安其他部门调来了一些工作责任心强，思想作风优秀，能吃苦的年轻女干部充实到了保育工作者的队伍中。不久，有关部门又相继拨出了一些窑洞和平房归托儿所使用，中央托儿所迅速扩大，孩子从7个一下猛增到十几个。大批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抗日将领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延安来，以免除后顾之忧。这一时期，司令员的儿子刘太行、左权副总参谋长的女儿左太北、的女儿邓林、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、黄镇的女儿黄文、黄浩，以及后来的杨勇司令员的儿子杨小平、白坚同志的儿子白克明等等都相继来到这座托儿所。